5月25日上海解放。8月1日爸爸当机立断带着我们全家北上了，这足见他当时对解放寄予的希望和热情。因为他想到了解放后恢复教育会急需各种教材，并带来出版业的兴旺。到北平后不久，他自告奋勇按照地下党预先安排好的路线，先到香港，然后乘船到山东石岛，接着护送叶圣陶夫妇等一批民主人士。在穿越解放军防线时，他假称“被俘”，辗转来到北平，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我们是8月4日到北平的，记得火车抵达前门车站已是夜里，我们乘坐一辆墨绿色的四轮马车来到台山会馆。台山会馆在西四西安门外的丁字街，路北，大门西侧是一家“居士林”。大约是年冬天的一个凌晨，一个油条摊失火把西安门烧掉了。那时我已在香山慈幼院读小学。
香山慈幼院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应留有浓重的一笔。第一任院长是中国第一总理院长熊希龄，一代名医施今墨曾任副院长，李大钊、胡适、顾兆麟、张伯苓、雷洁琼、康克清、谢冰心等一批社会知名人士都曾出任过学校的董事会董事。
香山慈幼院原来确实在香山，当时占用的是香山别墅和昭庙等废旧的建筑。解放军打进北京时，党中央设在了香山，毛泽东、江青住进了双清的别墅。出于安全的考虑，慈幼院就迁到了城里府右街北头的西安门大街26号。年国务院参事室又占用了这个校址，它又迁到了阜成门外的白堆子，一度曾变成外语学校，现在更名为“北京市立新学校”——一个类似劳改单位的名称。香山慈幼院的命运之所以每下愈况，就是因为在它的全称上有“私立”二字。香山慈幼院的没落消失是中国政治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教育的耻辱，是中国社会福利事业的悲哀。
私立香山慈幼院是一个慈善机构，解放前收养了一批社会上无人抚养的孤儿，从婴儿到小学六年级都有。每个班的学生大大小小，年龄参差不齐，他们叫“正生”。我们是自费入学的，相当于现在的“择校生”，称为“副生”。学校管理非常严格，门禁尤严，平时学生不准走出校门，周末出校门必须到教导处领取一块白色的一指宽的“校牌”，交给门卫。学生犯了错误，就要罚掉校牌，剥夺每周出外的唯一一次机会。学校里还留有一些其它的惩罚的手段，如罚站、用戒尺打手心等，这也许与当年大量流浪儿童入学有关。
我和元锴入校的时候，慈幼院已经迁到了城里。当时爸爸妈妈在开明书店的天津分店工作，于是我们送进了这所寄宿学校。大约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独立的生活。那段经历对我们的一生都非常有益，特别是当我们的家庭面临绝境的时候，我们表现出了异常的忍耐力和适应力。爸爸妈妈非常强调对我们进行“独立为生”的教育，对我们的发展给予了相当大的空间。看似很放纵，但实际上却让我们在挫折和教训中得到了锻炼。
学校原址是一个日本特务机构，学校的马路对面是北平有名的西什库天主教大教堂，离教堂不远则是臭名昭著的草岚子监狱。校内所有建筑都是日式的，楼房一排一排的，每排很长，极像是日本兵营。一排楼是教室楼，有三层，一楼外有三根四方的黑色大理石石柱，我们常以其做掩护，玩一种相互追逐的叫“不许动”的军事游戏。楼下有阴森的地下通道，我们常撬开盖板钻进去捉迷藏。
二排楼是宿舍，也是三层，想来是当年的日军营房。屋顶是铁皮盖的，冬天西北风一起，发出剧烈的撕裂般的声响，十分恐怖。每一间宿舍里摆着二三十张双层床，可屋里只有一只取暖的铁炉，冬天很冷，我们要下很大决心才敢钻进冰凉的被窝，早上醒来时，被子边沿常挂有一层白霜。屋子中央放着一个尿桶，早晨由值日的同学抬出去。二排楼的北侧挂着一口钟，学校的一个姓包的工友负责敲钟报作息，他光头瘦长，敲钟时，一手叉腰，一手拉绳，一下一下敲为起床，连敲两声为上课，连敲三声为开饭。
三排楼是食堂，只有一层。当年学校的伙食很差，基本上是三顿粗粮，我们经常吃窝窝头，有玉米面的，还有糜子面的。解放后靠战争时期留下的一些美国救济品的剩余物资维持，印象最深的食品就是土豆粉罐头，味道与现在麦当劳的薯条相近，但它做得很短很细，是土豆磨成粉压合而成的工业品，放在热水里可调成糊糊喝，也可以当零食吃。每当老包敲钟的时候，学生们就唱“当当当，当当当，窝头咸菜小米汤”进入饭堂。每顿饭前大家围坐在饭桌旁，由教导主任训话。训完话，他大喊一声“开动！”于是大家就拿起筷子疯抢，几分钟时光就风卷残云般地将饭食一扫而空。
年，我8岁直接进入了四年级插班。其实我的二、三年级因为战乱就没得上好，再加上到了北京听不懂普通话，而且住在学校不习惯，老是想家，功课一塌糊涂。学年结束，全班52人，我列45名，成绩单的备注栏写道：“经教导会议议决，须经新生入学考试及格方得升级”。爸爸决心让我留级一年，重修四年级。第二年果然有了进步，一下升至18名，除“写字”外，其它主课都考在90分以上。
年，我家搬到了东四灯市口附近的演乐胡同，那是开明书店的宿舍大院，共有三进，住了十几家人，大多是从上海开明迁书店来的。不久，外公也从上海过来，暂住在这里。那个院落的东面隔墙就是商务印书馆，我们常进去玩。四姨家住在后院，我们两家合灶吃饭，过得十分融洽。合用的保姆姓白，我们叫她白大娘，她是一位心地非常善良的中年妇女。
到了五年级，我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这一变化源于两件事：一是我急发阑尾炎，住进医院，之前不久，医院开阑尾炎，给我动手术的是同一位女医生。这是医院。近年身体健康检查，外科大夫问我：“做过手术吗？”我撩起上衣让他看刀痕，他问我：“什么时候？”我说：“60年前”，他笑了。自从动了那次手术，我好像一下长大了许多，当年的操行评语突然出现了“聪明”二字。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一个叫张东生的，家住门头沟，父亲是铁匠。这个同学比我大三四岁，每天督促我学习，查我的作业和笔记，一起复习功课。和我一起被督管的还有一个与我同龄的学友，叫刘纪圣。他是个公子哥儿，他的父亲从新疆起义过来，家庭条件不错，也很不用功。张东生长相很凶，对我们管得很严，经常向我们瞪眼动手，我们三人结成一组，终于到六年级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考上了中学，我考上了当年已经十分难以录取的北京八中。自从上了中学，这两位同学再没有见到过，但这段友谊却一直未被忘记。
还有一事让我记忆终身，那是一次罢吃学潮。当年的伙食又差又不卫生，常能吃出老鼠屎。一天几个年龄大的正生闹了起来，用筷子敲碗敲桌子，大声喊话，后来发展成全饭堂的吵闹。教导主任闻讯赶来，当场叫出三个十五六岁的大孩子。可能是因为当时我说话声音比较大的缘故，他也怒气冲冲地指着我，让我跟上一起去办公室。我生性胆小，不知会有什么惩罚等着我，怯生生地尾随其后。当走到二排楼的拐角时，教导主任刚刚拐过身去，走在最后的一位大同学突然转过身来对我轻声说：“跟着我们干什么，滚！”一脚踢开了我。这一事情后来的结果怎样我不清楚，那位大同学叫什么名字也始终没有打听，但这一场景，我一直记忆到今天。年“6·4”之后，我充当了当年那个大孩子的角色，在北体大保护了几个年轻学生和老师。我常想，这时隔37年的两件事是否在冥冥中存在着什么因缘？这后一个故事容我在以后的故事里慢慢道来。
考中学前，爸爸已经从开明书店出来，追随叶圣陶公公先到了华北联合出版社。这个出版社设在西单菜市场隔壁的白庙胡同里，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前身。我爸爸从此成为公职人员，开始吃“供给制”，即什么东西都以小米的数量折实。后来人民教育出版社搬到了佟麟阁路乙10号，我家也从东城搬到了西城。同时，香山慈幼院也再次搬到郊区。
我的童年始于动荡，即将在一场更大的动荡前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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