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篇文章是陶斯亮女士多年前的作品，应作者要求，现在本平台转发。她说：杨叔叔是我今天选择慈善公益的原始动力。他在我幼小心田播种下善的种子，渐渐长成参天大树，庇护了我一生一世。
杨顺清，男，苗族，贵州清镇人。年12月8日出生。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参加长征。年到达陕北，赴抗日战场，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11月，在太行山抗日战场受伤，成为一名革命伤残军人。年7月21日因病逝世，享年83岁。
两岁到九岁，是一个孩子最依恋父母的年龄，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父母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概念，看不到也摸不着，而杨叔叔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夏天他是一把为我遮阳的大伞，冬天他是一盆给我温暖的炭火。
离别——重逢
由于战争的关系，我不得不多次转学，哈尔滨、沈阳、北京、天津、武汉，每换一处，杨叔叔就跟到我的所在地去照顾我。他白天送我上学，晚上又接我回家；上课时他站到窗口看我读书；游戏时他就站在操场边，抽着烟袋锅，笑眯眯地望着我玩耍。无论他还是我，都无法设想会有分离的一天。
年，我已九岁了，杨叔叔也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有一天，爸爸对杨叔叔说：“老杨啊，你已经把亮亮带大了。过去几次想变动一下你的工作，你都不依，这次确实要考虑一下你的安排了。陈鲁固同志要去贵州，你跟他一块回老家看看吧！若还有家，那再好不过，若已经没有家了，你年纪这么大了，就再成个家吧！”
杨叔叔就要离开我了。那几天我哭得跟泪人似的，杨叔叔也是三餐不思。临走他还把仅有的一点积蓄赠给了我（爸爸让我用这笔钱买了公债）。爸爸脱下全身唯一值钱的手表赠给了杨叔叔。
杨叔叔回贵州后，又找了个老伴，安了个小家，有了两个儿子。他先后担任过指导员，公园管理员，幼儿园管理员，交际处管理员……总之，哪儿需要就去哪儿，从来不计较名利得失。
年，我因病由上海回广州休养，爸爸说：“很久没有见到老杨了，趁你这次养病，把他接来团聚一次吧！”我高兴极了，亲自到车站去接，并且安排他住进当时最高级的珠江宾馆。妈妈责备我：“为什么不接到家里来住，难道他不比家里人还亲吗？”于是我陪同妈妈，又把杨叔叔接回家来。爸爸迎上去紧握着他的双手，说：“老杨啊，你还是老样子，保持了革命本色！”
爸爸让我们去合影留念。照相馆的摄影师问道：“你们什么关系？”“父女俩！”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觉得唯有这句话，才能最准确的表达我与杨叔叔的关系。
杨叔叔来了!
再次与杨叔叔重逢，则是十四年之后了，刚刚经历了苦难的文革，父亲早在十年前含冤而亡，劫后余生母亲变的与胡同大妈无异，而我也成为了两个孩子的妈妈。
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一天，年十月的一个普通工作日，医院查房，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话筒里传来妈妈激动的声音：“你杨叔叔来了！”“杨叔叔？！”我惊叫起来。哦，杨叔叔，他来了！我立即告假，火速赶回家里。
当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推着自行车迈进家门时，迎面走来一个矮矮瘦瘦的小老头。我低低叫了声：“杨叔叔！”便哽咽得再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我拉着他的手，兴奋地端详着。距离最后一次相见，十四年过去了。如今的杨叔叔，已经很老很老了，蜷缩着的身躯，比我还矮了半头；脸上密密的皱纹，就像老瓜皮；牙几乎全部脱落了；干瘪的嘴角抖动着，微微地绽出笑意。唯有那双眼睛，虽然已经呈现出老年人的浑浊，却依然闪烁着我所熟悉的朴实而善良的神采。可能是由于进京瞻仰主席遗容吧，他特地穿上了一身新的、显得过于肥大的中山装；在胸前端端正正地别着一枚塑料名签，闪着“贵州代表团”几个金字。就在我打量他的时候，他也在用目光寻问着我。我知道他要问的都是些什么，但是家庭变化之大，十几年的曲折经历，岂能用几句话说得清！我只是默默地看着他。
也就这次，胡耀邦还专门请他去家里吃饭，这不仅仅由于父亲与耀邦叔叔是亲密战友，是延安时的邻居，更由于在我儿时千里寻父的路上，耀邦叔叔是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恩人。耀邦很感叹敬重杨叔叔的忠心义胆，文革前每次去花溪，总会探望他。在当了总书记后，胡耀邦年“在贵州省干部大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我昨天见到一位老红军，他是年参加红军的，年用个筐筐背陶铸同志的小孩，从延安背到哈尔滨（其实是白城子）。确实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你说把小孩从延安背到哈尔滨去，还不疲劳？那是大大的疲劳呀！”
轮到我照顾杨叔叔
年春，杨叔叔携老伴再次来京探亲，不料在火车上就开始肚子痛，他说是吃坏了东西，不碍大事。到晚上见他腹痛愈发严重，于是强行拉他去空军总院急诊。外科欧阳主任疑为“急性阑尾炎”，听说我与病人情同父女的关系后，他连夜请了医院的外科主任来亲自操刀。对外科最简单的“阑尾切除术”，两位主任花了挺长时间。术后他们告我，杨叔叔患的是“急性化脓性阑尾炎”，阑尾已肿胀发黑，再耽误一会儿就会穿孔，如果并发腹膜炎，那就危及杨叔叔生命了，我听后惊出一身冷汗。
天亮后杨叔叔转入了病房。我小时候杨叔叔一次又一次将我从死神手中夺回来，现在轮到我来照顾他了。幸亏我那时还是空总医生，每天一得空就跑去外科病房照顾杨叔叔。医院，出院后又在我家养了三个月。
母亲在她的自传里这样写道：“以前都是老杨照顾亮亮，这一次像是命运有情有意的安排，在老杨晚年时让亮亮也尽心尽意照顾了他一次。亮亮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无论老杨住院还是在家休养，都天天侍奉在侧，端水喂药，嘘寒问暖，买这买那。一停下来又陪杨叔叔说话，一老一少仍像四十年前那么亲热。老杨病好之后，我们全家陪着他又游览了北京城的一些风景名胜。这次亮亮对杨叔叔的感情有点儿像女儿对父亲。亮亮一直为陶铸病重和临终时未能在旁守护而抱恨自责，这次她把对父亲的负疚之心化作了一颗炽热的爱心，加倍地奉献给了在战火中保护她，如同父亲那样从小抚养教育她，亲她疼她的杨叔叔。”
最后的告别
年元月，湖南祁阳县为陶铸举行八十诞辰纪念暨铜像落成典礼，我和母亲应邀前往参加。会后我转道去贵阳看望杨叔叔。
到贵医院探望杨叔叔。我知道他自从85年做过阑尾切除术后，身体便一天不如一天，除了老病冠心病外，又得了食道裂孔疝，无法正常进食。医院，一早便穿戴整齐，端坐在沙发上等候。父女俩又见面了，心中既高兴又伤感。高兴自不待说，伤感的是杨叔叔是那样的苍老和虚弱，以至于他要拼足力气与我讲话。尽管这样，杨叔叔执意要在他家请我吃顿饭。
隔日，医院接上了杨叔叔一起回家。由于杨叔叔是参加过的长征的老红军，当地政府特地为他修了一栋二层小楼，房间布置的不错，有沙发和地毯。除老伴外，儿子儿媳及孙女一起同住，三代同堂，其乐融融。家宴非常丰盛，满满一桌好菜，杨叔叔自己吃不了什么东西，却仍像小时候一样，慈祥的望着我吃。
到了告别时分，我难免有点沉重和难过，因为我明白这很可能是此生与杨叔叔的最后一面，彼此都心照不宣，但谁也不愿流露出来。我望着在寒风中伫立着的杨叔叔瘦小单薄的身躯，心里默默地说“永别了！恩人！”
杨叔叔生命力非常顽强，他在病床坚持了三年，直到年7月21号去世，活到了83岁的高龄。
恩重如山
大约年，我听说杨叔叔的家乡贵州清镇准备将杨叔叔的墓由花溪迁回故乡。此时杨叔叔已成为清镇的一张红色名片，深受当地群众崇敬。我听说此情况后，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自费立一块感恩碑，了我此生心愿，也为后代永远讲诉杨叔叔的感人事迹。
年10月14日是杨叔叔的迁墓仪式。很不巧我左膝关节内侧韧带急性拉伤，疼的寸步难移。但为了生命中这一庄严时刻，我还是拄着拐杖千里迢迢来到了贵州小城清镇。
杨叔叔的新墓坐落在一块田野的小山坡上，是当地通用的圆型墓，很气派。虽然地方狭促，来的人却很多，周边山野站的满满的。新墓的左前方有块一人多高的碑，被红绸子盖住。当我揭掉红绸时全场掌声雷动，“恩重如山”四个红色的大字赫然显露，碑的另一面则刻着四个大字“平凡圣人”。这两组字饱含了我对杨叔叔的深厚情感和由衷评价。
如今回眸经历的一切，百感交集。自觉无论做人做事还是家庭，我都还算是成功的。这归功于杨叔叔和我的父母。父母赋予了我坚定的信念，一生都有所追求。杨叔叔则教会我与人相处的准则，就是“人和”。我觉得我这个人其实是杨叔叔塑造的。2岁到9岁，是一个人心智开启的阶段，杨叔叔就是我这个阶段的启明星，他为我奠定了做人做事最初的价值观。杨叔叔这个贫苦农民出生的普通红军战士，将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温良恭俭让，潜移默化地给了我。正是由于杨叔叔的精神浸润，几十年来我的心始终是柔软的，始终坚持了善良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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