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与存与亡，则义刑社稷；严天配帝，则周公其人。体国端朝，出藩入守，进思必告之道，退无苟利之专。五教以伦，百揆时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风；琴书艺业，述作之茂。道非兼济，事止乐善，亦无得而称焉。……
臣里闾孤贱，才无可甄，值齐网之弘，弛宾客之禁，策名委质，忽焉二纪。虑先犬马，厚恩不答。而弊帷毁盖，未蓐蝼蚁；珠襦玉匣，遽饰幽泉。陛下弘奖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骏奔南浦，长号北陵。既曲逢前施，实仰觊后泽，傥验杜预山顶之言，庶存马骏必拜之感。
——《文选》卷三八任昉《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
已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萧子良，无论国君存亡，他都是国家的典范，其尊主敬父，与周公相似。他掌握国家大体，端正朝廷法纪，出为藩王，入为宰辅，进则考虑“必告之以其制”（《礼记》）的大道，退则不专擅私利苟且之行（《淮南子》：“忠臣不苟利”）。他提倡父义、母慈的五教，处理朝政井然有序。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出高尚的德操，他的术艺文章，都体现出著作之盛。如果他只是独善其身，而不能坚持兼济之道，那也就无可称许了。……
臣范云出身孤寒，没什么可供选用的才能，适逢齐国法纪宽容，放松了宾客游于王门的限制，我便再供职于竟陵王府，至今已二十四年。我担心我这犬马之臣先走，无以报答竟陵王的厚恩。谁料我这适合埋马埋狗之葬礼（弊帷，埋马之用；毁盖，埋狗之用）的人还活着，还不及用蓐草以辟蝼蚁（人死后埋入蓐草以辟蝼蚁），而太宰萧子良已然去世，以王侯之礼珠襦玉匣饰之于地下。陛下您奖掖礼教，从不以微臣见外，使微臣能奔驰到南浦（迎丧），在竟陵王墓前号哭。微臣已经得到您的恩准去送葬，内心还希冀您能再降恩泽。如果当年杜预的立碑遗言能实现的话，那么人们会像见司马骏墓碑必拜一样，来拜谒竟陵王墓碑了。
任昉是齐梁时期的文章家，他不善作诗，以文擅名，尤其是擅长公牍应用类文章，在这类文章的写作上，他为当时最优。他还为官清正，乐善好施，汲引时人不遗余力，有着良好的声望。范云长任昉10岁，他们都曾在萧子良幕府任职，同为“竟陵八友”之一，也都是梁朝建立后的骨干大臣。作此文时，正是齐明帝萧鸾在位时，目的是请求萧鸾准许为已故竟陵王萧子良立碑纪念。
作为曾经的幕僚，建议为其故主立碑，能体现出范云、任昉为政品格忠诚的一面，值得赞赏。尤其可贵的是，他们的故主萧子良，恰好是当朝皇帝萧鸾曾经的劲敌，是萧鸾的“排闼而入”，打破了齐武帝临终前萧子良的布局，以致于萧子良因此忧惧而死。萧子良篡权之谋未发而亡，对此，萧鸾心知肚明，只是不便说出而已。揆诸情理，范云、任昉请求为萧子良立碑，萧鸾必然不许，但至少能体现出范、任二人的忠贞气节来。
作为文章家的任昉，其骈文到底高明在哪里？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高的文名？今天来看，任昉文章情思委婉、用语精深，都是时代文章的共性，特点并不显明，其最特出的地方，就是用典，几乎无一字无来处。只不过有些典故比较明显，有的不明显，有的我们今天都无法察觉出来。甚至可以说，任昉是用典空前繁复的作家。这样繁复的用典，为完善骈文形制、强化骈文特点，具有标志性意义。此后的徐陵、庾信继承这个特点，进一步加强了骈文的声色之美，于是，中国骈文的集成性成就才得以出现。任昉文章能擅名一时，绝非浪得虚名。
如何看待中国文学的用典？我们以为，用典虽然有其弊端，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文章的可读性、降低文章含义的明晰度，但毫无疑问，其更主要的还是积极意义。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字，会有古代文学这样繁复多样的用典，因此，用典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修辞之一，它体现出中国文学修辞技法的进化历程，也是文人逞才炫技的胜场。用典还体现出古典文化精雅、含蓄的特征，借用典故说出来，可以避免直接表达，不仅含而不露，还能以少许文字表达丰富义涵，这当然会使文章显得更为精炼和耐人琢磨，所谓“含英咀华”，当莫此为甚。用典还是中国文化传承的高端手段。典故中凝练着丰富的历史故事和思想观念，一个典故就是一个传说、一段传奇，就是一个中国故事，当这些典故被文人糅合进诗文中时，当这些诗文被一再品读、传唱时，其实就是品位故事、品味思想、品位历史，因此，用典也是传承中国文化的高端手段。
（萧寒）
▲大血藤：干燥茎呈圆柱形，略弯曲，通常截成长约30厘米的段状，直径1~3厘米。外表棕色或灰棕色，粗糙，气异香，味淡微涩。败毒消痈、活血通络、祛风杀虫的作用。治急、慢性阑尾炎，风湿痹痛、赤痢、血淋、月经不调、疳积、虫痛、跌扑损伤。主产湖北、四川、江西、河南等地。
编校：席娟娟审核：王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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