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人民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招了一批高职高专的学生。一共四个班，两个英语班，两个现代商务班。王怡老师是这个项目的创办人，我们喊他老大。8月，他带着刚刚研究生毕业入职的我、吴惠和沈凯入住二里庄的成教校区。我们四个人每人带一个班，做起了班主任。
99年，北京还没有四环路。成教院的二里庄校区被老师们称为“地里”。我刚从保定来北京工作，无论怎么设想北京的“地里”的情况，也没有想到“地里”真的是庄稼地里。“地里”校区只有三栋楼，一栋教学楼，一栋办公楼加招待所，一栋二层的多功能厅。上课在教学楼，办公在办公楼，睡觉在招待所，吃饭在多功能厅。和校园隔着一条河的对面，是我们学生的宿舍，就是石棉瓦搭的那种简易棚。
（图上左手边的楼是原来的招待所；右手边是办公楼。）
（上图就是教学楼。）
多功能厅中午是学生食堂，到了晚上就只有我们三个吃饭的新老师了。中午有学院给的免费饭票，晚上有票也不让用，必须自己掏钱。校园门口的清华东路当时连个路灯都没有。天一黑，我们只能在招待所呆着，出门除了猫头鹰没别的。晚饭也就只能在校园里的这个多功能厅解决。我和吴惠、沈凯刚工作，一个月块钱，还拖欠着俩月后才给的。穷的我们仨，天天晚上点面条吃，面条是餐厅最便宜的晚饭。沈凯山西人，吃面条要配一碗醋。就那时候，我和他学会了“哈醋”。要每天不喝上这餐厅一碗醋，就更觉得亏了。有一天，我们去吃面条，等面条的空，吴惠说好渴啊，喊服务员给我们上了一壶茶水。就那种茶叶沫子的茶水。那天三碗面结账比平时就贵了五块钱。
“咋贵了五块钱？”我们问服务员。服务员说是沏的那壶茶叶沫子钱。这可把我们仨穷光蛋气坏了！都是人大老师，何必难为自己人，你就一壶茶叶沫子，倒是至于还收我们钱，你早说收钱，我们渴死也不喝啊！吵吵了半天，五块钱必须交。
“好！打包！给我们把茶叶沫子打包！”吴惠一拍桌子吼道！威武不威武？！
二里庄也不是没饭馆。距离校园不到两公里的地方有一家福成肥牛。老大王怡做阑尾炎手术回来，恰好赶上我要过生日。老大说，去福成肥牛过生日！年9月20日，我终身难忘的一个生日，在我们连吃了两个月面条后的这一晚，老大王怡做东给我们开了荤。肥牛上一盘光一盘，老大一看，这他妈多久没吃肉了！“服务员，上肉、上肉！你们丫的真能吃！”那次我第一次吃涮牛骨髓，好吃到以后吃涮锅子，牛骨髓是我必点的。这一晚上猛吃，花了老大多块钱，快要我半个月工资了。占我生日的光，我们仨算是解了一顿馋。这事儿也挂在老大嘴上一辈子。只要我们一起吃饭，他就提我们当年那饿死鬼的样子。
二里庄办公条件也是极其简陋的。我们四个人一个办公室，我和吴惠顶头坐，沈凯和老大顶头坐。最豪华的办公用品：一台台式机电脑，放在一进门最显眼的位置。晚上下班，电脑成了抢手货。老大当时在联众坐台打桥牌，一到晚上，那台电脑他就霸占了。我那时还只会用电脑玩踩雷游戏，但是吴惠就比我高级，她会用语音录入法录她的课件。一下班，吴惠就和老大抢电脑。他俩谁屁股先坐到电脑前面了，另一个人这晚上就白瞎了。我和沈凯不和他们俩抢，沈凯忙着找对象，我忙着给我在保定的男朋友写情书。
即便是这样的生活，我们四个还是被别的老师告了，告我们住招待所，好像我们多想住招待所似的。刚才说，那时候四环路还没修，从人民大学到二里庄校园还没有直达的公交车，更别提地铁了。坐公交要么从中关村倒车，要么从北太平庄倒，两条线，无论哪条，跑一趟都得一个半小时。而校园里的招待所空着也是空着，那么偏僻的地方入住率很低。就这么个便利，愣是有人看着眼红。后来，我们老大就给我们想了个办法：早上七点让我们带学生跑早操。这样，我们住在二里庄就成了必要条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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