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疫病作斗争的历史。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抗疫尚且不是容易的事，古人如何应对疫情？其实，老祖宗面对疫情也颇有一套。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一、历史上的疫病概况几千年来，人们对各种瘟疫的抗击始终没有间断，其中隔离传染源、施救有效药物、保持环境卫生、佩戴口罩等，都是疫情防控直接有效的措施。中国传统医学经典的《黄帝内经》提到，抗御「疫癧」入侵的同时很重要的是「避其毒气」，正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医认为：「肺朝百脉，司呼吸」，「肺开窍于鼻」，鼻是人体重要门户。「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温热传染病最先侵犯呼吸系统。《黄帝内经》并记录了完整的疫病防治思想，提出人们应该在发病之前加强预防，或者在发病早期及早治疗，治疗后防止复发。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不完全统计，中国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东汉末年，桓、灵、献三帝共70年，比较大的疫病流行就有16次之多，其中好几次是全国性的大流行，死人不可计数。疾疫流行时，连帝王大臣也不能免。隋唐五代时期，帝王、宰臣之类高级统治者染上疫疾的事情经常可以看到。明清是疫病最高发的时期，单万历七年至十六年的鼠疫，就引起了山西、河北万人的死亡。中世纪鼠疫、霍乱流行时，当时医生外出就诊，往往会佩戴一种鸟嘴面具，内部藏有被认为可以凈化瘟疫的香料和草药。欧洲基督教徒们认为，人感染疾病，是因为恶魔附身而导致的，鸟嘴的口罩装扮，再加上医生的一席黑袍，也有恐吓恶魔的含义。图为「来自罗马的鸟嘴医生」（DoktorSchnabelvonRom），保罗·佛斯特（PaulFürst）作于年《清史稿·灾异志》则记载，清初到同治末年年间，有疫年份为年。康熙帝之所以能继承皇位，尽管与他的聪颖及品格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天花传染病。当时天花泛滥，皇子玄烨被感染，但后来得以痊愈。深受顺治帝信任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认为：应立已出过天花的玄烨为继承人，因他对天花已有终身免疫力，可免其再遭不幸。这才有了历史闻名的康熙大帝。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为什么官员最害怕被贬谪到岭南？因为在古代那里瘴疠横行。韩愈、柳宗元等曾被流放到岭南。被流放到这里的官员，得疫病而去世的不计其数。作为文明发达较早的国家，我国很早就有抗争疫病的经验，有很多经验至今仍是有效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风俗传统、城市发展与建筑形态都受到了深远影响。二、公共防治简单来说，古代的公共防治措施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落实防疫责任据湖北出土竹简显示，最早在战国时期，就已规定：瘟疫要逐级上报；对可疑病例要进行调查。云梦秦简记载，凡宾客入秦国都城时，其乘车和马具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以防马身上存在未被消灭的寄生虫。用火熏燎的方法是历史上延续最久的防疫风俗之一。敦煌石窟保存的一幅「殷人罐火防疫图」，即是描绘了殷商时代以火燎的方法来杀虫防疫的情况宋太祖时规定，所有被派往到边塞的将官，都要带随行医官负责防疫和健康。北宋时期，开始有专门针对瘟疫防治的政府医疗机构，运用草药、针灸等方法积极治疗。二是进行慈善救助早在南北朝时期，公元5世纪末6世纪初，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开仓赈灾，他还与文惠皇太子萧长懋一起，「立六疾馆以养穷民」，专收疫病贫困不能自立者。「六疾馆」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慈善机构。在唐朝，用来布施贫病孤老的「悲田养病坊」遍及各地，早期靠佛教信众的奉献和寺院自有田产的收入，后来朝廷介入，由国库提供粮食、救灾杂物等资助。这一疫病慈善机构影响深远，五代的「悲田院」、「养病院」，宋代的「福田院」、「安济坊」，金代的「普济院」，明清的「养济院」等，都受到了“「悲田养病坊」模式的影响。《清明上河图》所绘药局一隅三是进行环境治理古人知道「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的道理，对环境治理上也下了很大功夫。我们的老祖先很早就掌握了采用深埋和土层过滤处理污水的方法，治理环境以防治疫病，如《左传》成公六年（前年）记载：「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汉代疫情严重，有很大原因是与汉长安城地下水污染严重有关，水质变得咸苦，不适宜饮用。这是隋代放弃沿用汉长安城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宇文凯的精心选择和设计下，隋代将都城新址选在汉长安城东南10公里龙首原以南，同时，开龙首渠、永安渠、清明渠等，引水入城，解决居民用水问题。由此可见疫病灾害的发生，与水源密切相关，城市污水必须要经过排污处理，变成「中水」后，才能排放到河里，否则容易导致病菌传播。因此中国古代每逢乱世或者朝廷权威不足时，就容易爆发瘟疫爆发，因为防疫措施得不到落实。这一点对于古代都城的选址和迁移影响重大，从古代西安与洛阳城的发展即可见一斑。到了唐代，为防止杂物淤积排水沟和渗井污染地下水，唐人已经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对污水进行简单的处理。据报道，年在西安北郊发掘出一段唐代排水沟，属于地下暗渠，每隔一段安装一组闸门，第一道闸门由铁条组成，用于阻隔大型污染物；第二道是镂孔的铁板，且在第二道闸门处发现大量石灰碴、残砖瓦和骨头等，用于阻隔小型污染物。在通过渗井排放污水时，唐人也在渗井底部增加过滤层，以过滤生活污水，例如在大明宫太液池的渗井填土中，发现部分夹杂有砖瓦残块、灰烬和白灰渣。汉长安城直城门北门道发现的排水涵洞赣州古城在宋代中叶形成的比较完善的排水系统——福寿沟，现在仍是赣州旧城内的主要排水干道北宋非常重视饮用水的卫生，主要集中在对水井清洁和安全的维护上，比如临安以西湖水作为饮用水源，朝廷不断针对湖水洁凈问题颁布严格的禁令。南宋名臣真德秀就曾因当时泉州的臭水沟，而发文《开沟告诸庙祝文》，称「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随后便组织清理。不过在江南很多地方，有着在河中刷洗马桶的习俗，至今仍然存在，这使江南的河水经常会受到粪便的污染，在这种情况下，在江南疫病的传染中水传播的方式显而易见。在本次疫情中，专家们的研究已经表明，新型冠状病毒可以通过粪口传播，防止陋习造成的水污染更成为重中之重。四是隔离病患中国古代医家很早就认识到一些瘟疫病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是阻断疫情扩散最有效的预防措施。《周易》中便有记载，「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即是说，若身体抱恙，应主动隔离，避免传染给朋友。中国早在秦朝就建立了疫情报告制度。根据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伍丙，告曰：『疑疠。来诣。』讯丙，辞曰：『以三岁时病疕，眉突，不可知，其可病，无它坐。』令医丁诊之。」就是说：乡里如果出现了疑似的传染病病例，典甲（典甲，相当于现在的乡长。）有责任调查和迅速上报，朝廷根据疫情派医生检查治疗，三岁的小孩也不能忽视，并对相关人员采取隔离措施。《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中，首次出现「疠所」一词。「疠所」就是隔离区。《睡虎地秦简·毒言》还记载，知情者和家人应主动断绝与「毒言」者接触，不与患者一起饮食，不用同一器皿。到了汉代隔离治疗更加完善，《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代还设立了「病迁坊」设施，用来隔离麻风病人。魏晋时期已有病人隔离制度，南朝时设立的「六疾馆」，既是慈善机构，也担负专门收治隔离病人的功能宋朝从制度上规定了发生疫病时的隔离措施，比如「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这种有效的隔离方法却被当时人讥讽为行为「不仁」。在盛唐时期，官办医疗机构更加发达，朝廷设有养病坊，在各州府也设置有类似机构，负责各地医事管理和疾病诊疗，当大的疫情发生时，也承担临时性收容和隔离救治任务。后来宋朝的将理院、元朝的广惠司、明朝的惠民药局等，都是样承担隔离治疗的官办医疗机构。明朝时，各州、府、县普遍设立惠民药局，抵御重大疫病的能力大为增强。一旦出现疫死者，尸体作为主要传染源，该作何处理呢？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如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南史·梁武帝纪》)。这方面仍以宋朝处理得较好。在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以度牒为奖励。如嘉定元年(年)，江淮一带大疫，官府遂招募志愿者，凡掩埋尸体达人者则给度牒一道作为奖励(《宋史·五行志》)。此外，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宋代以后，各地均效仿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泽园，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三、药食卫生保持环境卫生，对于防疫是至关重要的。我国很早就重视环境卫生，在最早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寇扫」（大扫除）的记载，《礼记》、《治家格言》、《周书秘奥造册经》中均强调了要保持居室清洁卫生的习惯，同时指出屋宇干净就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我国古代传统防疫的方法之一是熏烟蒸洗。熏烟防疫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周礼·秋官》记载有用莽草、嘉草等烧熏驱蛊防病的方法，「凡驱蛊，则令之」;「除毒盅，以嘉草攻之」；「除蠹物，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而根据出土的竹简我们可以看到，秦时期，凡入城秦国，其车乘和马具都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着一幅「殷人洒扫火燎防疫图」，描述了殷商时代以火燎、烟薰方法来杀虫、防疫的情景。两汉时期是古代瘟疫记录最多的时期，《博物志》中特别讲到有一次长安大疫，宫中皆疫病，汉武帝焚烧弱水西国所贡香丸一枚「以辟疫气」，「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余日，香由不歇」。《伤寒杂病论》中就详细论述了多种传染性疾病在不同时期的各种
治疗方法，熏香便是其中的一种防抗和辅助疗法之一。使用以具有芳香气味的中药组方，可达到预防呼吸道疾病和治疗疾病的目的。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宫廷还是百姓生活中，熏香成了各种史料和医药典集中最为常见的驱瘟防疫的方法。空气消毒药方的出现则在晋代，东晋医家葛洪（-年）提出了中国古代最早的空气消毒药方。他认为通过熏烧药物的方式，可以预防疫病。「《肘后备急方》首先提出了空气消毒法：用以雄黄、雌黄、硃砂等为主的空气消毒药物制成太乙流金方，虎头杀鬼方等预防传染病的方剂……」。其后，唐代孙思邈继承和发展了这种防疫方法。明代李时珍常使用蒸汽消毒法，这个方法在清代也有记载，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很多饮食习惯也与预防疫病有关。比如从南北朝到宋朝，岁首都要饮屠苏酒来消除疫气，据说屠苏酒的配方出自华佗；江南由于多瘴疠，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这里就养成了食槟榔来防瘴的习俗，如唐刘恂的《岭表录异》就有「槟榔祛瘴疠」的记载；北方地区在冬至或大年初一讲究吃饺子，据说就是为了避除瘟疫。东汉末年瘟疫盛行时，医圣张仲景在冬至那天，将祛寒药材用面皮包成「娇耳」，向穷人舍葯治伤。这就是饺子的雏形。唐代时，饺子被称为「汤中牢丸」，年新疆吐鲁番唐墓中出土的多年前完整的唐代饺子，形状和现在的饺子已毫无二致。宋代十分重视医学，清人评价说：「有宋一代于医学最为留意。」这一时期，上自皇帝，下及一般士人，多数都通医理医道，比如北宋9个皇帝中，至少有5个熟悉医学，因此宋代在医学典籍校正、医政制度和防疫方面都做有很大成就。前世很多医学名著，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都在两宋时期重新校订颁行。在先秦时代，人们普遍将疫病视为瘟神作祟或者阴阳失调所致，直到宋朝提出「病气说」，人们对疫情的认识开始有了质的飞跃。宋人非常重视疫病预防，一是极其注重饮食、饮水卫生，当时饮用开水是很平常的事，并已开始采用煮沸的消毒方法，这对传染病的预防起了重要的作用。古人具有煮沸喝开水的习惯，注重食物清洁宋人也讲究个人卫生，养成了勤于沐浴的习惯。比如王安石不好沐浴，身上长虱子，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他的好友吴冲卿深知沐浴的重要性，和王安石、韩维三人相约，定期去公共澡堂沐浴更换新衣，这让王安石个人卫生大为改观。当时用澡豆、肥珠子等去污用品已经相当普遍，类似于今天的肥皂，可以抑制病菌的滋生和繁殖。到了南宋，公共浴堂的生意相当可观，杭州约有多所营业澡堂，有了自己的行会组织，被时人称为「香水行」。古人沐浴图宋人还养成了在吃饭、祭祖、观花等事先认真洗手的习惯，比如南宋所绘的《盥手观花图》就反映了这一风俗习惯。南宋《盥手观花图》13世纪，在皇宫中，为了防止粉尘和口气污染，皇帝命令宫廷中人用蚕丝和黄金织成的丝巾遮盖口鼻，这就是最原始的口罩。不过当时口罩只是用于宫廷。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记载：「在元朝宫殿里，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这些卫生习惯都有利于传染病的预防。面对疫情，有效的药物必不可少。东汉末年，张仲景着就《伤寒杂病论》一书（成书约在公元年～年左右）。中医所说的伤寒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书中提出的治则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还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个，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展，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其中许多著名方剂在现代人民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治疗乙型脑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皮汤，治疗胆道蛔虫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急性黄疽型肝炎的茵陈蒿汤，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括萎薤白白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良方。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仅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还提出用熏葯法进行空气消毒、向井中投入药物给水消毒等消毒法。除了专业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散见于古代文集笔记之中的验方、偏方还有不少，其中有些药方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继承。如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磺、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事例，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颇有神奇之效。《靖康纪闻》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其方为：「黑豆二钱(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黄色)，二味以水二煎一盏，时时服之自愈。」元人笔记《辍耕录》中记载：元朝初年时，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著。现在许多仍然在应用的中医救疫名方，如吴又可的达原饮、叶天士与吴鞠通的银翘散、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杨栗山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创制的解毒活血汤等。《黄帝内经》提出对瘟疫要早发现早治疗，治疗后防止复发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五十二病方》是迄今所见最早、最完整的古医方专著。全书达一万字，抄录于高约24厘米、长厘米的长卷之后。它详细记载了医方个，药名种，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和五官科等种疾病的治疗医方。帛书所记的医方中，均以用药为主，包括外用、内服等法，此外还有灸、砭、熨、熏等多种外治法及若干祝由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西汉初期以前的临床医学和方药学发展的水平。佩戴口罩能阻挡细菌、病毒、灰尘和有害气体侵害与传染，而且简便易行。古时候，宫廷里的人为了防止粉尘和口气污染而开始用丝巾遮盖口鼻，如《礼疏》载：「掩口，恐气触人。」《孟子·离娄》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用手或袖捂鼻子是很不卫生的，也不方便做其他事情，后来有人就用一块绢布来蒙口鼻。在中国，3—8世纪时流行一种叫做羃?（milí）的出行帽子，主要用来遮蔽容貌及身体，以避免路人窥视，文字记载最早出现于晋代，流行初期男女均可以穿戴，到了隋唐时主要为妇女使用。唐代从武则天统治时期开始，妇人出行开始使用帷帽。帷帽是克服了羃?的繁冗而流行起来的，具有短小、轻便的特点，长仅至颈部，面部也能稍微显露，帷帽的帽裙由纱网制成，不仅具有透视的功能，还可是遮阳蔽沙，且具有卫生防护效果。唐燕妃墓捧帷帽侍女壁画年，唐太宗的妃子燕氏的墓室被清理出来，墓室壁画中，宫女手中所捧的帷帽垂挂着一圈长丝穗，形成一道薄幕，有一定卫生防护功能。宋代宋慈《洗冤集录》记载：用麻油涂鼻，或作纸摅子油，塞两鼻孔；仍以生姜小块置口内。遇检，切用猛闭口。恐秽气冲入。这是讲验尸官验尸时必须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书中记载的方法与现代医用口罩防护观念相同，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记述他生活在中国十七年的见闻。其中有一条：「在元朝宫殿里，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这样蒙口鼻的绢布，也就是原始的口罩。明代中国医学思想的进步体现之一就是温病理论的逐步成熟，口鼻传病观念明确化，明代医学家万全《万氏医书》提出用雄黄点入鼻窍，阻隔疫病于口鼻之外。这不是口罩，但意识到了呼吸传染。明末大鼠疫中，吴又可在六淫之外，提出杂气（戾气）致病说，突破了先人成说。吴提出戾气自口鼻进入人体，对鼠疫防范提供了可操作的规范。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与疫病一直是共同存在的，疫病改造着人类的行为、历史进程、城市面貌和文化风俗。如同毕淑敏在《花冠病毒》中所写：「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在地球上，面对微生物，人类更象是客人。」人类无法消灭病毒本身，因此所谓的「战胜病毒」，不如说，人类和病毒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平衡与和谐。期待这一天早些到来！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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